首页 > 文化 > 正文
《刀尖》后麦家不再写谍战:无关人心民意的事不想写了
发布日期:2019-06-25 14:59:15|来源:人民网|责任编辑:admin
   “写完《刀尖》后我很迷惘,我已预感到这样写下去的问题,又不知如何重新出发。迷惘中,是很容易被惯性带走的,所以我公开认错,为的是堵住退路,退到老路上。这种感觉也是‘人生海海’的感觉,起起落落,浮浮沉沉。”

自从2008年凭《暗算》获得茅盾文学奖、2009年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风声》大获成功后,麦家接连写出《风语》和《刀尖》两部谍战作品。那是他最受市场追捧的时候,出版商争相抢夺他的书稿和剧本,有人曾抱着300万现金,只求他在某部剧里当个挂名编剧。《刀尖》之后,麦家却陷入了“迷惘期”,直到八年之后,他交出了这本《人生海海》。他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故乡浙江富阳,还原了童年的生活环境,代入了儿时与父辈相处时的心境,全书围绕着一个身上缠绕着很多谜团的“上校”展开。在《人生海海》起笔之初,麦家曾透露,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“写给父亲”的。

麦家。摄影:柴利增

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,有过十多年在情报机构工作的经历,这是他创作《解密》等谍战文学的源泉。因为外公的地主成分、父亲的反革命分子身份,麦家在童年时没有朋友,父子关系也异常紧张。但他童年的见闻与对故乡的回忆却成为《人生海海》这部小说的素材,上校的原型也是来源于麦家小时候生产队里的一位老人。

有人说,麦家的成长经历就是他创作的宝库,麦家坦言,具体的日常经历乃至经验对写作的意义没有那么大,重要的是内心经历、经验。“靠日常经验写作是很危险的,可能写不了两本书就要收摊了。作家总是在写自己,但不是自身,这个‘自己’是个‘大我’,指的是自己的这一代人。”

日常生活中,麦家几乎不看电视剧,电视机是用来看碟的。年轻时看文学书偏多,这些年看历史书偏多。最近他在看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12大本,三个月都没看完。“现在我们消遣性的阅读过多了,还是要挑战性地去读一点难啃的东西,老不啃牙,只喝汤,久了,牙口就坏了。”

谈创作

无关人心民意的,不想写了

新京报:《人生海海》的故事来源于你童年曾经见到过的一位老人,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把这段回忆写成书的?是什么触发了回忆?

麦家:其实不是老人,只有四十来岁。是被我想老的,现在应该八十多。我只在四十多年前的百米之外远远见过他,一面之交都谈不上。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写他,事实上写的也不是他。我写的是故乡,而且也不是真实的故乡。我写的是对一段历史的记忆和理解,故乡不过是个容器,盛的是多年来我们反复在革命中的历史的思考。

新京报:对“故乡”算是有执念吗?也有人从《人生海海》中解读出了你对童年、故乡、父亲的和解。

麦家:我和故乡的关系比较复杂,可能也是我自己搞复杂的。年轻时心气大,追求这种复杂,现在年岁大了,想简单化,就想放下很多东西。对人最大的惩罚是让你放不下负荷,西西弗一样的。人年轻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自我惩罚,只想惩罚别人,其实惩罚别人也是惩罚自己。如果说记住仇恨是一种力量,那么放下仇恨是更大的力量。我也只有在放下诸多对故乡包括父亲的情绪后,才有力量来写这东西。

新京报:《人生海海》写了五年,在这场漫长的写作中,对你自己而言带来一些什么思考和变化吗?

麦家:五年不是什么标准,不是写得慢就写得好。但五年可能也是个标准,说明我在寻找一些恒定的东西,不是追时髦。我慢慢写,是因为我在接近一些比较陌生甚至是危险的东西,需要我小心、耐心。说句心里话,可能也会被误作大话:写了这么多年,只关名利、无关人心民意的东西不想写了。作家当到这份儿上,应该有一种责任心,至少要对自己的族群有个见识,有个态度。中国这一百年经历得太多,我们留下了什么?我想从自己故乡出发去寻找一些什么。

谈《人生海海》

写的是生命的难堪、悲悯

新京报:“上校”的一生可以看做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史,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大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变化,最难写的是哪一部分?

麦家:“上校”是个很特殊的人,经历传奇甚至离奇,生活中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。怎么样让这么一个离地三尺的“奇人”落地,让他变得“像我们自己抑或朋友”,去承载普通人乃至我们民族的一些痛楚,这是蛮考人的。这样的“奇人”弄不好会飞走,好看,却无关我们痛痒,像武林高手一样。毫无疑问,如果这小说以第三人称写,以线性时间来结构,会更好写。事实上开始我就是这样写的,写了五万字,总觉得他离我们越来越远,看西洋镜似的,看到的太多,想到的却太少,就重新写了。现在的结构,封锁了很多视角,直线变成光芒一样的散开,很难写。

新京报:这本书中有不少关于“性”方面的描写,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比较少见。

麦家:其实没有性,只有一个性器官,一个被伤害、被离奇、被玷辱、被罪与罚的性器官。这几乎是整部小说的发动机,也许还没有一部小说是这样“发动”的。它也许有点冒犯读者,但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这个冒犯,因为冒犯的本意不是出于恶意,而是怜悯。到今天,在小说里写性已不是勇气,我要写的是生命的一种难堪,一种悲悯。

新京报:书中,爷爷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为屏障,维护父亲的名誉,希望他不受外界侵扰伤害。爷爷花尽心思击退流言,可惜用错方式。最后,伤父亲最深的反而是爷爷。你也曾在年少时和父亲发生过很激烈的冲突,《人生海海》中爷爷和父亲之间的父子相处互动,有没有在其中寄托一点自己对父亲想表达的内容?

麦家:小说里的爷爷,作为父亲对儿子是充满了爱和责任的,我很喜欢也很同情他。但我对自己的父亲从来没喜欢过,这是我一生的不幸。所以,在小说里我一直在表达父爱,父亲去世后我也在表达对他的愧疚。所以,我不可能喜欢自己,至少是作为儿子的自己。

麦家。摄影:柴利增

新京报:《人生海海》中的我、爷爷、父亲、老保长、小瞎子等形象都很有画面感,有想过将这本书影视化吗?如果影视化,你心中有没有“上校”的演员人选?

麦家:我不考虑这些问题,这是资本的权力。迄今为止,我的五部长篇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,有的已经几次三番改了,没有一个演员是我定的。凭我的经验,资本会对这部小说有兴趣,但我更希望读者对它有兴趣。资本是很霸道的,我折腾了五年的东西,他们可能只要我五天的料,与其这样不要也罢。

谈“谍战”

文学性被低估,是因影视把小说庸俗化了

新京报:和上一部作品《刀尖》相隔八年,大家都在期盼着你再创作一部谍战题材小说,为何放弃?

麦家:从商业角度讲,写谍战可能更能讨好市场,而且也只是可能。市场在哪里谁都不知道,当初我写《解密》《暗算》被人退稿,谁想到后来会引发一个谍战潮流?何况我写作不是为了商业。这时代,商业的目的大概是最容易达到的,但通过写作来求商业利益,万里挑一的概率,不是明智之举。我还是要说句大话,我选择了写作,一定有比商业更重要的目标,我走出舒适区乃至利益区,就是为了去寻找这个目标。我不知能不能找到,但出门比守在家里更重要,有时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不安。

新京报: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将你看做“谍战小说之父”,对于作品大家期待更多的也是“烧脑”情节,会不会相应的,作品的文学性往往被大众忽视?

麦家:《人生海海》应该是一部“烧心”的作品,不少人向我谈起看了它心里怎么难过压抑。如果说我的文学性被低估,应该不是谍战的原因,而是影视的原因,影视往往把小说简单化、庸俗化。文学性和题材没有直接关系,爱伦·坡、吉卜林、博尔赫斯、毛姆、格雷厄姆·格林、勒卡莱,都是写谍战的高手,又是公认的文学大家。再说我也不觉得我被低估了,茅盾文学奖都拿了,你还有什么理由说被低估?我不妄自菲薄,也不妄自尊大。如果说被低估,新世纪以后出道的作家都是被低估的,因为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狂欢的景象,现在的作家都是寂寞的。但我觉得现在才是正常的,文学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中心,当人们为文学狂欢时,说明这个时代出问题了。

从《暗算》《风声》到《听风者》《解密》,麦家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电影电视,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“谍战小说之父”,但麦家却在八年后,选择出版一部以命运为主题的作品《人生海海》,放弃了可能更有市场的谍战题材。

新京报:从《暗算》《风声》到《解密》《刀尖》,按照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影视大IP,肯定有很多影视公司投资人来找你合作,怎么避免被资本裹挟?

麦家:如你所说,作为影视大IP,我不缺钱,缺的是作品。作品的每个字必须自己写,沽名钓誉的事,见钱眼开的事,只会让所谓的大IP迅速贬值。

新京报:《刀尖》出版后曾经面临巨大的争议,你还为这本书的一些“破绽”公开道歉。很少有作家承认自己作品的失败,这肯定是一件痛苦的事。《人生海海》直到八年后才出版,和这有关系吗?

麦家:确实,写完《刀尖》后我很迷惘,我已预感到这样写下去的问题,又不知如何重新出发。迷惘中,是很容易被惯性带走的,所以我公开认错,为的是堵住退路,退到老路上。退无可退,只有去撞墙,而墙不是面面撞得开的,撞不开就要受伤,受了伤就要养伤,时间被一拖再拖,焦虑一层层叠加。这种感觉也是“人生海海”的感觉,起起落落,浮浮沉沉。写作上的迷惘对我来说就是人生的迷惘,作为专业作家,大熊猫一样的,整日宅着,我们体会人生的通道已很有局限性。这次写作过程的艰辛,本身成了我写作的素材,这种体验我以前没有感受过。

谈个人

把孩子当成人看,我和父亲犯了同样的错

新京报:你个人的经历也十分传奇了,比如高考时数学满分,学无线电专业有“过目不忘”的好记性,记忆力如此好是不是连痛苦也比较难以忘掉?

麦家:所谓记忆好,不过是你对它感兴趣。

新京报:书中“上校”最终失去了全部的记忆,不知道这和你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有关吗?

麦家:晚年的“上校”就是我父亲的晚年,我确实也经常帮失忆的父亲穿裤子,抱着他哭。这些是真实的经历,但并不是因为真实而感人,而是这个人物活了,他唤醒了我们的悲悯心。我不喜欢在小说里写个人经历,但有时又挡不住。我一直认为,虚构的真实是更高级的真实,个人经历虽真实但倘若不能让人感同身受,对读者是无意义的。

麦家和他的父亲母亲。受访者供图

新京报:你现在对儿子的教育,有哪些是和当年父亲一脉相承的,又有哪些是特别不一样的?

麦家:简单、粗暴、严厉,把孩子当成人看,这是我和父亲犯的同一个错。我比父亲好的、也是不好的一点,我曾经(十八年)只有一个孩子,关键时候我总是败下阵来。回头看,我是从“失败”中得胜的,我一次次认输才让儿子有一种胜者的大度,没有和我决裂。对青春叛逆的孩子,我有个体会,也是从父亲的教训中学来的:青春是把刀子,别跟他们来硬的,你硬不过他们,当他们犯病时刀出鞘,你只要按兵不动,静静守着就行了,你若发兵,所有打出去的子弹都将反弹到自己身上,叫你落个一败涂地。

新京报: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样?不用微信是为减少社交吗?

麦家:不少作家都不用微信。一方面我在说,整日宅着是作家的问题,但另一方面我又要说,与其去人堆里瞎转不如宅在家里。我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,即使没有,我也不想出去瞎转,转来转去魂都没了。可以从世俗生活得到乐处,就没必要写作,太苦了。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下午四点健身,晚上十点前必睡觉,过着十分规律单调的生活。我相信纪律就是活力的说法。

新京报:你曾经说过,什么功名都不想要,只想要一个幸福的童年。此刻,如果重新问你同样的问题,你依旧会给出同样的答案吗?

麦家:我想问任何人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。童年没吃过糖的人,一辈子都不知道甜什么滋味。

分享到: